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产业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研究数字经济与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促进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论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计算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考虑到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非平稳性，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热点分析探究二者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然后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数字经济与我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时空响应规律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影响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者的热点区域集中于我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冷点区域集中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空间聚集强度不断减小，高质量发展空间聚集强度维持在较高水平；2）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正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系数存在时空异质性，空间上大致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态势，时间上省际的差异不断缩小趋向区域协调发展；3）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指标的驱动力存在差异性，对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最弱。因此提出如下建议：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提高创新驱动力，以创新促发展；要以数字经济推动省际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对促进中国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保障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步调一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30个省市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金融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关系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成果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2)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正向调节和单门槛效应；3)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4)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关注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注重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金融业的空间壁垒，引导制造业转向高质量集聚，实现财政资源在环保领域的合理配置，加强对外商投资环保监管。

评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分析影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发展的因素，为黄河流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建议与参考。根据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三次产业产值数据及就业情况，利用Hamming贴近度、Moore结构指数测算流域产业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在无标度网络的情形下，根据得出的结果，结合改进SIR模型对产业优化效果最为显著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从横向来看，黄河流域下游的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贴近度最高，中游次之，上游的贴近度最低，其中上游的平均得分为0.783 4，中游为0.795 6，下游为0.817 6；从纵向来看，合理化程度逐渐上升，产业状况整体呈向好发展态势，但上中下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2）从区域维度来看，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最高，平均值达到了8.792 0，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均值分别为6.296 0和6.305 5；从产业结构变动速率来看，下游地区从2009年的1.597 7上升到2018年的15.895 1，增加了14.297 4，中游地区上升了9.183 4，上游地区上升了9.536 9，三大区域总体呈现“上游崛起、中游起伏、下游领先”的发展格局；3）在产业的初始比例以及产业优化成功率和失败率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产业影响力对优化结果几乎不起作用；而调整优化成功概率及优化失败产业再优化可能性时，产业优化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及仿真模型的研究结论，黄河流域各省（区）政府应加大产业优化支持力度，注重对失败产业的再升级指导；中上游地区应把握“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而下游地区则应注重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合作。

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研究双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验证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碳的“污染天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污染天堂”等效应。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碳减排效果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不同，减排效果不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减排效果会出现反弹迹象。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会显著增加碳排放量，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强，抑制碳排放的效果不断增强。现阶段技术溢出产生的减排效果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减排效果明显优于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初期，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中后期。

煤炭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其与关联产业的波及关系关乎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首先基于2002—2015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动态分析煤炭产业与其关联产业的波及效应。然后，基于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研究煤炭价格波动对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进一步说明煤炭产业的波及效应。结果表明：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部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为煤炭产业波及影响较大的4个部门，其经济依存关系最为密切且产业间的关联度不稳定，煤炭产业的感应度大于影响力，此外，上述产业对煤炭价格变化较为敏感，特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敏感度达到0002 9。最后，对煤电融合、煤钢融合、煤化融合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等多元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水、能源、粮食作为3大重要资源，其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首先构建水-能源-粮食（W-E-F）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赋权，并利用耦合模型度量 W-E-F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最后将其与水-能源、水-粮食和能源-粮食系统对比分析，并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预测W-E-F系统2018—2027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2002—2017年我国W-E-F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2002—2017年W-E-F系统的耦合度平均为高水平耦合；2002—2017年W-E-F系统的耦合协调经历了过渡、基本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在2018—2027年将保持优质协调，但能源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水资源与粮食，因此，需加强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